主讲人：殷罗毕
主持人：韩玮
整理：殷罗毕
参与各方：
胡成恩（哲学博士）
刘聪（美学硕士）
黄经（哲学硕士）
兰特（哲学系本科生）
贺稼原（医学院本科生）
闫南南（科学哲学硕士）
于均博（某著名高校文学硕士）
主持人：刚开始志江是要谈笑话，因为笑话里面包含了很多秘密，跟性跟政治都是有关系，学问很大。但一准备，就发现笑话本身的收集、分类，工作量庞大。而如果泛泛而谈，抓到几个笑话就分析，这笑话是否具有代表性也是问题，意义不大。所以今天，就请志江讲《好兵帅克》这本小说。好兵帅克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啊，你什么大公啊，世界大战啊，都是跟我没关系的，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嘛，以一个小人物的眼光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来看当时奥匈帝国整个一套法律政治的体系。接下来就请志江来讲这个题目。
殷罗毕：不是那么简单的。拿一个日常生活，一个小人物是不能概括好兵帅克这个形象的。帅克所遭遇、所相关的问题当然也非常具体，具体到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但它一点都不日常，它是超常的。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当你面对一个权力和它打交道时，如果全身而退，不至于让你自己觉得不对，觉得对不起自己了。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在面对权力僵硬的侵犯时，你如何维持你人格最初的完整性，保护它不受到侵害。比如，你被警察或老板呵斥了，你内心很不平，但你又不能每次采取杨佳那样极端激烈的形式去搞定，为自己讨回公道。
权力这个东西是空间性的一个游戏，它有各种不同层级。他处于那个层级，你处于这个层级，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其实不是两个赤裸的生命的对话。按照阿甘本的说法，生物政治学，他要回到一个赤裸生命的存在上去，我把编写在我生命上的符号、程序、象征全部去掉，回到就一个生物体对另一个生物体的关系。这个时候，尽管有强弱之别，但生物体之间的差距是很微弱的。相对于人类社会中的强弱差距，即使一头老虎和一个人差距，也比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小很多。所以，这个意大利左派阿甘本认为，赤裸的生物政治可能是一个解放的途径。那个你在生活中怎样回到生物政治的层面上去。杨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和警察局，和一整套司法体系的距离是很大的，它在一个空间层级当中可以玩你啊，说你是非法，说你骑的自行车是有问题的，把你监禁，然后再放出去，你是处于很被动的状态。你是被一个法来命名和来说的宾语。你几乎没法反过来说它，你没有权力来处理它，当然现在有了部分自由的媒体和网络，但你对司法体系的评价和回击依然是很难产生效力的。杨佳就采取完全用身体对身体对抗，一下子把他和一个警察局、和一整套司法体系的层级距离拉为零。
使用生命的暴力，这是个人面对权力侵害时自己对自己人格负责的解决方案之一。这是一种最激进、最极端的方式。近代之前的欧洲贵族动不动就决斗，也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是你改变不了局面，你改变不了警察、你的领导，你就改变你自己了。大部分人是处于这种状况。我就先把自己割裂出来，说那个时候受欺负的是另一个人，我回来之后就OK，我只为了混口饭吃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就把压力消解掉了，后来就习以为常了。
胡成恩：那第三种方式呢？
殷罗毕：帅克在面对一个坚硬的通常让你感到不适的权力时，他的反应是很奇特的，他让站在对面的权力变成他自己。在他这里，权力与生命主体之间发生了一种置换。
《好兵帅克历险记》的书名在捷克文里，有类似奥德赛的一个词。帅克所遭遇的，就类似于一次奥德赛历险漫游，他在海里遇到的那些妖精啊，漩涡啊，危险重重的野蛮海岛啊，都是些很现代的场景和机构：法庭、医院、精神病院、军队拘留所，就是一战之后给西方世界带来大灾难的现代组织机构和现代性制度。这些吞没个人生命的组织性机构帅克都去过，去里面混了一圈，然后出来，就像地狱之旅一样。这些庞大的现代性组织，就像迷宫一样，你找不到权力的源头，为什么这些机器能这样支使你，这样来处理你。这个问题，在卡夫卡那里，就变成了一个让你自身让你的生命变成荒谬的一种局面。它把你原先蒙着一种微光、一层光晕的所谓人性化的存在，人格的存在完全挤碎掉。完全变成了一种荒凉的、残酷的、沙砾一样的存在，这是卡夫卡面对这种现代性局面时作出的一种反应。
《好兵帅克》这个小说，如果你将小说的梗概一段一段抽离出来，你会发现，他写的故事，就是一个卡夫卡的故事，就是《审判》和《诉讼》的故事。就是卡夫卡所面对的那个让你无以名状的称为“法”的东西。
胡成恩：官僚体制。
殷罗毕：对，类似官僚体制，或者说官僚体制是它的一个面相。这个体制迷宫一样，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生命可以与之对峙。
胡成恩：你找不到一个你可以与它单独对立的对象。
韩玮：但哈谢克有一个消解的姿态
殷罗毕：对，后面我要说的，就是哈谢克的《帅克》讲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和《诉讼》的一个反面故事。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天早晨你在自己的床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就被人起诉了，而在哈谢克那里，帅克就是在小酒馆喝啤酒随便聊天就被密探逮捕了。两个主人公都没做任何看似触犯法的行为，而且也身处自己最熟悉和个人的生活空间中，但法的爪子就伸过来了，在你的床头和酒桌边把你捕获。
有意思的是，与帅克同时被抓的还有啤酒馆的酒保。酒保是一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不谈论任何政治甚至任何严肃正经一点的事情，但他还是被捕了，扔到牢里判了十年。随便找个理由，例如皇帝画像上有苍蝇拉的屎，就犯法。苍蝇是无法谨慎的啊，因此，谨慎小心也就没有意义了，它对于法无边界的侵害没有任何免疫力。对比着看帅克，就很有意思了。帅克是不管小心谨慎的，他不压抑自己，他的话语力比多一直都循环得很欢畅。尽管他也被捕了，但他与法居然来了个置换，他自己就变成了法，而不再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一个受损的人格，一个破碎的主体。
在帅克这里，他要说的那些脏话、那些傻话，那些嘲笑在警察、法官、军官面前是完全可以大声说出来的，因为他完全说着警察、法官和军官的逻辑，说着法的规则，他把法和他的利比多说到一块去了。由一个傻瓜说着法的话语，他就把法的话语拉到他的胡言乱语的同一层面上来。面对警察，被捕的帅克大谈对皇室的忠诚，关键是帅克不单表示抽象的忠诚，而且开始同情起奥国皇帝的悲惨家庭史：“老婆在威尼斯散步时被人用锉刀挫死，一个兄弟发疯失踪，一个兄弟在墨西哥被杀害，现在又是自己的叔叔在萨拉热窝被打死，真是可怜啊。”
这是一个相当怪诞的场景，因为当时帅克被逮捕了，是个政治犯啊，而一个被囚犯同情的皇帝是怎样的皇帝呢？这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被扯去了他的帝王符号，而成为没穿衣服光着屁股的皇帝，一个赤裸的生命，他所遭受的不幸与帅克所遭遇的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于是，这样的一个奥国皇帝似乎就成了帅克的哥们了，帅克被警察押着走在大街上时，还高喊“为了皇上，我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啊！”
韩玮：这就是阿Q精神嘛。阿Q被砍头前，不也喊“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画一个圆也画得最圆最好。就是一个小民怎么维持自己的体面嘛。我们现在看阿Q把他当作劣根性，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意识都已经被改造了，都严肃化了啊，其实老百姓本来都是那样生活的啊。阿Q是生活的常态啊。比如刘震云说的，一个河南人要饿死了，这本来是一个悲剧，但他自己不觉得悲啊，他在想自己比隔壁的邻居晚死了两天，赚了啊。
殷罗毕：帅克不是一个小民。他追求的也不是体面。
阿Q的情况是我没法和外部对抗了，我也改变不了环境，我就把自己贱化，使得自己的遭遇合理化。“我是毛虫，但居然打毛虫的人也有”，这样他就合理化被辱骂和殴打的遭遇了，他不需要去费体力费精神去对打，去报仇。他为自己的生存节约了很多成本，因为对抗是需要勇气的，勇气是一份很大的生命力的支出。结果是，他基本牺牲掉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性。但帅克是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在他的话语体系里，他是把法官、警察和皇帝拉到和他一样甚至比他更低的层次上来的。帅克是从来都不自我贬低的。
刘聪：那他也要寻求一种平衡吧？
殷罗毕：是的，但他是攻击性的。
这张进攻的牌其实在小说的第一页就打出来了，帅克是军方认定的白痴，神经上存在不正常。那么，帅克就常常以一个白痴或傻瓜的方式来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把那些正常的规则搞得没有意义。白痴是具有进攻性的，它的出场往往能让正常世界小心谨慎所遵循的理性变成一个笑话，显得毫无意义，没有目的。
比如征兵的军医让他往前走五步，往后走五步，帅克就哗哗哗，往前做了n多步，大概10步，军医就呵斥他，让你走五步，你乱走干嘛，帅克就回答说，多走几步，我也不在乎嘛。
再比如，军医在检查帅克的智力和神经时，问了他一大串问题，什么太平洋有多深啊，地球有多大啊，之类。其实，这类问题很让回答者尴尬的，因为你若真的答出了，你脑子肯定有病，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去记忆这些数据，但答不上来，那你也显得很无知。不管怎样，答题者都被任意提问的现代精神医学当作一个东西来耍了一把，你什么东西都不是。但帅克很快就回击了，他问医生，一栋房子有四层，每层七个窗户，每个窗户后面住着两个人，请问看门人的姥姥是哪年死的？
从表面上看，帅克提的问题和军医提的问题，不是一个层面的。当时奥匈帝国已经进入了现代性国家的建制了，也就是说，它要搞你的话，它得通过一种看似科学的条理化的方式来搞你，搞得有理有据。所以，通过法庭、医院，通过法学、医学对你进行描述，分门别类，枪毙的枪毙，苦牢的苦牢，该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但它的依据都是科学性的，随便说句话就被判个十年八年也是从法典上找了相应条文来的。所以，军医问的问题都是科学理性化的。帅克，一个傻瓜不是去否定他们的科学理性，而是走得更激进。既然按照理性，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可以推导，那么从一个点到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推论，从一个已知点推导这个过去未来整个世界，不正是科学理性骨子里所信仰的嘛，是题中应有之义啊。所以，请吧，那就请你从窗户的数量来推算看门人的姥姥是哪年死的吧。你也回答不上来，军医博士也被帅克完全当成了白痴耍。
所以，当话被讲成这样时，帅克与国家机器绝不是简单的一个你我分离的状态。不是“我是一个小人物，去面对一个庞大的高高在上的法或国家”，不是一个小人物，被一个庞然大物的机器压制着。帅克和权力体系是同流合污的。警察、法官是和他玩在一起的，警察、法官、神父都成了傻逼，你们这些傻逼玩什么正经啊。但是在这么玩的时候，帅克却保持了一种奇特的无辜。他好像一个天真的、无辜的庞大的儿童，而不是一个成年人。他从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感到内疚，当然他也没做什么大恶。
在这里，我们需要看看他的历险之旅。他从在杯杯满酒馆被密探逮捕，到警察局，到检察院，到医院、精神病院，又到警察局，最后到了军队拘留所。军队拘留所是最恐怖的所在，是这个漏斗形地狱中最深最黑暗中的地方。每天晚上都有人被监狱长拉到单号子里，把肋骨全部打断，然后扔在那里，几天后就死了。帅克第一次死亡的机会出现了，他落到了地狱最黑的那个位置。这时，是神把他救出来的。是神把帅克从这个地狱最深处捞了出来。
这个很奇怪，就是说，卡夫卡的《诉讼》也好，《城堡》也好，那里边的人物一直在寻找神，在找一个主人，一个拯救性的力量，可以让他重新获得生命的证明。你这个人是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证明，找到这个证明，就有了合法性的、价值性的依靠的存在。他一直找不到，他一直都在那个里面逛，
胡成恩：就是找不到，
殷罗毕：就是找不到。但他妈的，帅克一找就找到了。
韩玮：怎么找到的？
殷罗毕：在军队拘留所这个地狱里到了礼拜天也要去见神，做礼拜啊。为了防止他们逃脱，每个人都只准穿背心小裤衩，白乎乎一片，跟天使一样就呼啦啦地被赶到礼拜堂里去了。那个喝得烂醉的神父就来了，他在那儿酒气冲天地胡扯一通，主要是骂下面听道的人嘛。这时，帅克就呜呜呜地哭起来了。我操，神父这样被雷住了，他想，这辈子传教n多年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的这个礼拜上面哭了。神父对自己说，这不是一个恶棍，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怪物。中间休息时间，神父就把帅克拉进去了。
这里有一个描写特别精到，当帅克进了休息室看到神父时，哈谢克写道“神父自由自在地坐在桌子上”。这是一个非常卡夫卡风格的笔法，清晰，精准。尽管整个气氛是闹剧式的，但你在文本的细节上，能明显感觉到哈谢克在描写的那种东西，是面对着一种巨大的压力的。在拘留所的囚犯帅克面前，坐在桌子上成了一种天堂般的生活了，自由自在。神父的这个动作却代表着一种生活本身的自由，那么自由自在，在那一刻对于囚徒帅克而言，就如同天堂一样遥远。
当时，神父找帅克，其实是要审审他，因为神父自己知道自己讲的都是些什么货色，那这小子是不是在嘲笑自己啊。要是这个，神父是绝饶不了他的。于是，神父就问帅克，为什么要哭？
读到这儿，我们通常都会有一种基本的预期和反应，那就是一种宗教式回答，与教堂里的一种温暖，一种神的普遍光华有关，尽管是囚徒，也会心息相同，也会被升华啊。帅克的回答完全是出乎你意料的，他不是说我要承接上面的一种力量，来拯救我，帅克面对神父时，一点这样的倾向和情绪都没有。他是反过来，从上面伸出手，把神父拉上去了。他说：“我看你在那讲道，那么费劲，下面的人不是在互相打屁股，就是在挖鼻子，要么就是在嘲笑你，每一个人严严肃肃的，听得不好听，至少也得表示一下吧。我觉得这样太不好，我就出来表示一下了，这样子也是给我自己逗个笑。”就这样说了，然后神父就说，嗯，你这个人倒是挺有趣的嘛。我做讲道那么多年，还没遇到这么有趣的人。回头，他就到军法官那里去，把帅克给要了过来，当他的随从。
在军法官那里，事实上我们又目睹了帅克的第二次坠入地狱不复返的机会，又一个卡夫卡式的情节。当时，神父问军法官要帅克的档案，军法官就在那里闷头找啊，翻箱倒柜，屁都没有。找不着啊，帅克的卷宗没有了，成了一个无法定罪，永远在监狱里的人了。事实上，如果不是遇到那个酗酒的神父，如果不是帅克在教堂搞恶作剧发痴装哭，等着帅克的将是永远被扔在法的迷宫兜圈子，没有真正的罪名，也没有任何重获自由的出口。这卡夫卡式的庞大无比、没有出口的法的迷魂阵，在哈谢克那里却有了另一种形象，这个迷宫不是来自某种高处的威力或真理，而是就在于平庸，法的恶没啥深刻的，完全就是平庸的。军法官就是一个烂人，你终身兜圈子出不去，仅仅在于这个烂人喝醉了酒来上班。要冲破它，只要你象帅克那样有那么一点不正经，一脚跨过自己给自己划出的界限，和神父和军法官搞上了，法的帷幕就跟张纸一样一捅就破，军法官很快就给帅克重新编写了一份卷宗，无罪释放了。帅克就这样通过同情神父搭救神父找到了神的力量，通过教会－神的力量搭救了自己，把自己从军事拘留所和军法官卷宗的地狱中捞了出去。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你找不到一个法的神圣的根源性的东西，但你还是相信它的存在，还是在找。但在哈谢克的世界中，你看到，法就是这样发生的，在烂醉的情况下，或者烂人瞎混，赌博啊，嫖妓啊，这样的时候搞出来的。在军法官那里，卷宗丢了就再编一个，法的判决就是这样临时、当下地编出来的嘛。没有理由地发生出来的东西，就跟哈谢克编他的小说一样编出来的法。
他把法的逻辑利比多化，生成化，在帅克眼里，那个法的体系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没有什么根源可言，就是坐在那里的一堆烂人。而他和那堆烂人也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奇特的同情关系，原本一个严峻的法的机器怪兽，就突然被帅克轻而易举地突破，帅克和神父啊军法官啊之间的空间层级瞬间消失了，零距离接触了，搞在一块了。帅克的更奇妙之处在于，他和他们搞在一块，把自己捞出去时，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无辜，他没有为了捞自己而牺牲掉他人格的任何完整性。
在此，你还可以看到帅克和K的第二个致命区别。K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始终都在寻找对自己无辜的证明，在寻找一个真相。但帅克对寻找真相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他只管当下的遭遇，而不管一整条锁链式的因果逻辑，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因果与规则可言。帅克是一个无父的人，小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帅克完全就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没有任何亲戚。当然，没有父亲是最为至关紧要的，对于帅克这个行为的主体而言，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其上的一个超我，一个超验的律法和规则主体，那是不存在的。
没爹没妈没亲戚，对于帅克坐牢时的无负罪感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章里，帅克被扔到警察局监狱里，同一个牢房里的人都在那里喊啊叫啊，“我的人生毁了啊！”为什么毁了呢，又没打他揍他枪毙他，但他就是毁了。因为他有老婆，他有老爸有儿子在外面，他是商人是办事员，他现在进了牢，那么他作为丈夫，儿子、老爸，作为商人和办事员的身份都毁了。你原先完整无辜的身份就破碎了，因为那个你的身份人格是他人对你的认同，它不存在于你自己那里，它在所有周围的亲人和同事的看法之中。所以，一旦被法逮住了，那个身份人格的你也就破碎了。你身份性的人格就被损害了，侵害了。对你最大的侵害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让你坐牢。中国人不管自己对错都不愿意上法庭，也是这个道理。这种人格性侵害是法对你最大的惩罚。但对于帅克，这个侵害是不存在的。他不会因为某个人对他的看法而人格受损，这个机会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在牢里面，他也很自在啊，这个地方挺有滋味啊，有小床，有吃的，厕所就在面前，多好啊。
他不单没受侵害，他还认同法的游戏，甚至过度认同。在监狱里，警察告诉他明早要过堂，他就问，明早几点，我最好找个闹钟，一定不能误点啊。警察就大喝一声，滚！第二天早上，帅克就被狱吏一把拉了出去，这时，他还在说，这年头，人还真讲信用，说早晨来就早晨来，真是好啊。
韩玮：这个法来侵害他，他就说，侵害得对啊，合理合理。
于均博：他还嫌不到位，这个法应该做得更到位啊。
殷罗毕：帅克嫌法做得不到位，而且直接杀进去，不是象K那样和法在远距离之间对持，而是卷进去搞进去。一个警察训你，很恐怖啊，但你被警察押着一路上一起酗酒了，警察成了酒鬼了，这时候，那个森然神秘的法就成了一堆烂利比多了。这时候，帅克完全就在他的上面了，突然之间翻过来了，帅克成了法的代言人了，在它的上面跟它玩了。
韩玮：他把这些人完全拉到他的世界中来了。他其实很简单的，他总是承认你，只要你怎么来，我就按这个来。
殷罗毕：他还以对方的逻辑来攻击对方，并把那个逻辑推到极端，推成荒诞无稽。比如法警把他押着在大街上走，哗哗往前，这时帅克就觉得不对啊，我怎么可以这么走啊，跟老百姓一样，跟没被判一样，我应该趴在地上啊，趴在地上滚过去才对啊。法警就骂，滚，你这个流氓！
其实，他就是很流氓的。他绝不是贱民，不是小人物。
流氓是无父的。没有父亲的人，没有一种超我性的庞大的主体对他的压抑。没有父亲，他也就没当过儿子，从小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到了哪儿都是那地方的主人，哪儿都是他自己的地方。一句话，他有主人翁精神啊，在监狱里，在精神病院里，他都发挥着这种主人翁精神。所以，你看到了一个跟卡夫卡完全颠倒的世界。卡夫卡那里，永远都有一个强大的父亲，而且你这个主人公永远是未成年的，在法律上是没有得到合格证明的。你的所作所为都需要授权，别人授权给你，你才能行动。否则你怎么可以独立行使一种权力呢。这是不行的。不许乱说乱动。
韩玮：卡夫卡的人物都是些小职员，他有这么一个身份，他有保护这个身份的焦虑。
殷罗毕：你的身份是你的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我是小职员，我有权力去上班，有权力去穿过这条街道，有权力去坐到一张办公桌前。而对于他最噩梦般的事情是他突然失去了自己身份，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甲虫。或者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着另一个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整个生活就崩溃了。所以卡夫卡说，所有的一切都在粉碎我。这个也可以读作，我的道路上只要出现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我就遭遇粉碎。你的那个身份人格永远都是外部给予你的。你存在本身的合法性是需要别人来证明的。
韩玮：这个身份首先是一个你父亲用父法来命名你的。
殷罗毕：这是犹太教的一个传统。上帝耶和华就是犹太人的父神是，太强大了。但帅克没有父亲，也就始终都是一个无辜无罪的人。这可能和东欧酗酒的男性传统有关。这些酗酒男性都是无辜的懒汉，非常之多，不进入现代的理性规则游戏。大众在东欧开工厂就开不下去嘛，他们不爱干活，赚点就够了，喝喝酒，干活也不好好干，凭什么老子替你卖命啊。大众的老板就把工厂开到上海来了。
大家说说吧，我说得太多了。
刘聪：最后结局怎样？
殷罗毕：没有结局，哈谢克后来生病死了，小说没写完。帅克当时为了好玩穿了俄国士兵的军服被自己的同胞抓住当了奥国的俘虏，然后又是一连串的事情。
刘聪：那这个帅克的性格或人格从头到尾都没什么改变？
殷罗毕：没有改变。他是不成长的。一出来就很吊，最后也是这样的。
刘聪：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帅克这个人始终都是个非常完整的人，而K则总是在找一个东西来证明自己，K是空洞或有所欠缺的人。你老缺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
K总要去寻找对象，但帅克的对象只在与自己跟自己的。帅克是不需要这个世界的。他有自己就足够了。
于均博：那他的哲学呢？
殷罗毕：。。。。。。（不要太严肃嘛，有啥哲学啊）
于均博：是不是有点象周星驰啊？
殷罗毕：不一样。周星驰是经常自我贱化的，现贱化然后发飙，因为某种奇迹而发达，变成大人物。他倒是个典型的小人物成长发迹的传奇故事。
韩玮：帅克一出来就是个完整的人。他不是小人物，也不成长啊。他不受世界的影响，但他对世界有影响，他以他的行事逻辑进入到法的体系，他到那个法的场景里时，你会发现那个场面被他全部抖开了，破绽百出，到处是缝隙，变得面目全非。他碰到谁，谁就按他的逻辑方式抖动起来了。
殷罗毕：帅克的政治态度其实是很激进的。大家说说吧。
胡成恩：卡夫卡的人物面对这样巨大的外在压力，他采取的方式是最极端的方式，就是和它碰撞。在《审判》里那样，他一直就没有妥协过。他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样，他和法就直接碰撞了。
韩玮：他是想找见那个人碰撞，但就是碰不上。
胡成恩：但他的态度就是一直非常认真的。
殷罗毕：认真态度。帅克是天真心灵。
刘聪：他们的方式不同。阿Q是通过与别人之间的关系来平衡自己，帅克呢不用别人，自己全搞定。
胡成恩：帅克是一种破坏性因素，他并没有一种主客体对立的感觉。我可以按照你这种方式来玩，他没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不像卡夫卡的主角都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他有一种最终的诉求，在这迷雾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真理在。找到这个终极的东西，我就可以得到最后的伸张，但就是找不到。卡夫卡所以是比较悲观的。他的主角都有这个移情，但在帅克这里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移情的。你们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你们就是自己本身，你们全是一群烂人。跟我没什么区别。他就从来都没有一个最后的目的诉求，在帅克的世界，所谓的最后是压根不存在的。当下就是这个样子，你背后什么都没有。
韩玮：这个背后的什么东西，和权力，和层级差异有关系阿。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科层制的，你是教师，你是小职员，你的存在都是你的身份决定的。别人对你的权力，是因为层级的不同带来的差异嘛。但这个对帅克是没有意义啊，他没有身份，也可以是任何身份，你说我是逃兵，那我就是逃兵，你说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但他也不把别人的身份当回事啊，什么将军啊，法官啊，你也是傻逼啊。
胡成恩：对，这个科层制对我们影响很大。整个就是官僚制度，每个人都被限定在自己的一个格子里，就像我们现在的办公室一样，很多很多的格子，你就这么点空间，就这么一个身份，你必须靠很多外在性的物资去证明自己。你生活得就非常压迫，但你有依赖它，因为你感觉那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东西，就是你的生活。一旦你在这个序列里受到迫害，你就非常害怕，你很被动啊，你依赖于这个迫害的系统啊。你没法作为完整单独的生命去和它对峙。
但在帅克的那里，所有一切都是混沌的，没有一个清晰的东西，他面前的那一个摊子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背后的东西。我自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成为任何一个人，说任何我想说的话。它没有一个规则来约束他。
殷罗毕：成恩给我们的沙龙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陈词。最后，我想到了后来，后来帅克到哪里去了呢？当不再是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而是二战时期的第三帝国来临时，他的天真心灵还能幸免于难吗？他作为一个白痴，将不再混迹与神父和中尉的身边，而将被德国的人种科学作为种族进化中的废掉直接扔到集中营的焚烧炉里分类处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可能性命运。当天真心灵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屠杀之后，当无辜不再成为我们幸免于难的机会时，还有什么能给我们以解放的力量，去面对现代世界法的体系，去穿越它，自由、完整而有活力地生活。这条线索，事实上就接到尼采、阿尔托、巴塔耶、热内和福柯这个脉络上来了，在这里，成年人生命的暴力能量，僭越、亵渎、疯狂（而不是白痴）成为了一种新的希望。当然，这也就另一个重大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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